第三十九章应付(2/3)

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镇压复起的义和团。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地方上的npc乡绅也不是省油的灯乡绅，是明清时期活跃在乡村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个特殊阶层不仅享有政府所赋予的种种特权，而且还以他们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种种优势，建立起了对广大乡民的有效控制。在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乡绅充当了政府与乡民之间联系的重要角色，为维系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乡绅这个居于地方领袖地位的社会集团，其成员是良莠不齐、贤愚各异的，因而他们在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优劣不同，差别很大的。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有关乡绅为地方做善事的事例俯拾皆是，他们捐资济贫、修路修桥，兴办善堂、支持学校，几乎地方上的各种公务都有他们的主持或参与。但是，另一方面，史料中也反映出不少乡绅凭借门第，出入官府，包揽钱粮，武断乡曲，对地方百姓造成极大危害的事实。还有一些乡绅，居官时贪暴，居乡时却屡做善事；或居官时铮铮自励，居乡时反而危害乡里，究其原因，前者是“保家远祸之心胜”，后者则是“立名进取之心胜”。所以对乡绅这个社会集团，不可一概而论，而要依据历史事实，做具体的、客观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后，乡绅举办团练的规模空前，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地方武装的新模式，还使团练制度在地方社会确立，促进了地方军事化。近代团练在嘉庆年间为应对白莲教大起义而产生，并促使四川、湖南等地相继兴起团练活动。然而，政府鉴于统治的需要并没有完全放开团练的筹办，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才为团练普遍兴起创造了契机，因为“业已腐败不堪的清朝国家经制军不能有效地镇压”，以致在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咸丰皇帝下诏：“令各省督抚晓谕绅民，实行团练，自卫乡闾”，因此清廷开始鼓励各地举办团练，并且委派官员在籍或回籍操办，“动员和组织非常规的地方武装力量以求弥补”。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各地乡绅通过举办团练，不仅建立了实际武装力量，而且凭借其军事实力的增长迅速转化为晚清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也由此打破了长期以来乡绅游离于政治边缘地带的格局。历史上的乡绅始终游离于官民之间，然而太平天国起事打破了这一格局。其中众多的团练首领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表现出众，而被擢升为统揽一方的军政大臣，如湘系的杨岳斌、彭玉麟，淮系的刘铭传，甚至一些湘淮系乡绅出身的人物成为晚清重要的中坚政治力量，如江忠源、左宗棠等。由于大量乡绅被重用，“清季实行新政时，任用绅士常多于官员”。可谓，“‘官不如绅’的类似倾向在咸同办团练时已初见端倪”。地方乡绅势力的发展带来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具体而言，乡绅创办团练改变了长期以来“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lún_lǐ，lún_lǐ造乡绅”的政治局面。从根本而言，清朝政府对于地方团练并不放心，一方面怕最终尾大不掉，而且满汉间夙有矛盾，但由于忙于同太平军作战，自顾不暇，根本无力顾及地方治安，只能让地方自办团练，甚至任其发展。最终，地方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