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北 堂(4/4)
是,后来的教皇又摒弃了这种精神。康熙三十二年,担任福建代牧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士颜当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因此,礼仪之争进入了高潮,在清朝和欧洲引起激烈争论。康熙三十九年,闵明我等耶稣会士联名上疏,一方面表明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看法,一方面请求皇上颁谕,证明中国礼仪与宗教无关。收到奏疏的当天,康熙帝就朱笔批示:“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耶稣会士收到之后,立即派人送往罗马。
然而,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无视康熙帝的看法,于康熙四十三年作出了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并派遣多罗出使中国,解决礼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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