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技术型犯人 就业职工(2/3)

这些刑满释放的，每年都有春训、冬训两次专门教育训练活动陪伴着他们。这些活动主要是组织他们学习、检讨和检举揭发各种违规语言、违规活动，要人人过关，搞得他们人人自危。对“问题”严重者，会采取开批斗会、禁闭（那时不叫禁闭，就是直接关起来）、干重体力活等严厉手段加以制裁。这些人最不愿意被批斗，因为批斗时除了自己交代问题、别人发言检举揭发、批评帮助外，还会有一些改造积极的会对他们进行直接的肢体攻击，让这些人苦不堪言。活动开始后，这些人就会不寒而栗，意识只能随着活动走。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就业职工”。

这些“就业职工”享有“探亲假”，但享受假期必须要有“表现好、靠拢政府”和请假必归的前提。如果请假不归，干部就会换上警服、拿着手铐去把他抓回来。到那时，请假不归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轻则再也不能请假、挨批斗，重则会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一般表现好，请假能按时回来的就业职工，再请假就容易一些。相比之下，上海籍的就业职工要比其他省籍的就业职工请假更容易一些。这些上海籍就业职工的脑子很灵，他们每次去上海探亲回来，都提着大包小包，里面果等东西。

60年代，各种物资紧俏，什么都是凭票供应。劳改农场地处偏僻、遥远之处，可能是人们把这里遗忘了，像那些城市里供应的东西这里根本就没有。农场产什么就供应什么，不会生产的就没有供应的。这些就业职工回到上海后，就找亲戚朋友们搜罗各种票证，购果、布料和指甲刀、小剪刀、打火机及女人们戴的头巾、围巾、女孩子头上扎的绸子、头绳、发卡之类的小商品带回来，然后加价卖给干部。那时上海造的东西质量均属上乘级别，大家都很喜欢。这些就业职工给带回来的东西加了价，来回的路费就挣回来了。我记得他们带回来的烟有“海鸥”、“牡丹”、“中华”、“光荣”、“大前门”、“红双喜”、“群英”、“上海”、“凤凰”、“飞马”几种牌子的，干部里的“烟鬼”见了这些牌子的烟都很兴奋。他们给干部卖烟时，还会卖给干部一个“五星”牌打火机（从香港走私到内地的）。那是一款名牌打火机，防风，燃烧好，工艺很漂亮。最受小孩欢迎的是他们带回来的大白兔奶糖、什锦糖、酒心巧克力。那种巧克力里都装有一点点酒，上面写着“茅台”、“西凤”……等名酒名字，很好吃，多吃几块也不会醉。女人和女孩们最喜欢那些布料、头巾、围巾和那些小商品。他们把东西带回来了，一般大家都会去购买。

这些“就业职工”没有政治权利，但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当地牧民、农民不可比拟的。他们有工资，吃食堂，每月花十几元生活费足够了，还给他们配备了专门医生（也是刑满释放的），看病不用花钱，基本上是生活无忧。但他们处的环境很危险，在语言、行动上稍有不慎，就有重新回到监狱的危险。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这些就业职工虽然出了监狱，但他们和监狱里的犯人一样，还是专政对象，属于“阶级异己”的范畴。干部和他们的关系，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他们这些人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干部批评教育他们的时候，就像是长辈在教训晚辈，他们要做出诚惶诚恐、非常安分、驯服老实的样子去接受，就是挨骂也绝对不敢还口，没了做人的尊严。这些就业职工见了干部，和干部说话，都是有一定规矩和要求的。我觉得他们见了干部，就像是电影上的奴隶见了奴隶主，就差跪下了。就是干部的孩子训斥他们、让他们去做什么，他们也会洗耳恭听、规规矩矩地去做。在劳改农场，就业职工和他们的家属们、孩子们是一群最无助的群体，处在社会最底层，没有一点社会地位。就连孩子之间，干部的孩子是不会和就业职工的孩子在一起玩耍的。就像电影上描写的，地主的孩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