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初现端倪(2/3)

万幸，北镇抚大人与王千户大人，虽然也有点儿“犯迷糊”——差点儿信了许老骗子的鬼话，但终究没有因为“要去讨好谁”，而“节外生枝”，造成“任何意外”。

弘治皇帝、保国公、牟指挥使，应当都是知道北疆大同的“实情”，却偏偏又以“颠倒黑白”的罪名——“怯懦惧战”之罪，将平江伯打入诏狱，为的便是“掩人耳目”。

掩人耳目？

掩谁的耳目？

“唯有你初来乍到，于京中并无根基，亦更无靠山……”，这是王千户大人接手平江伯一案后，牟指挥使对他的“教唆”。

这“根基”、“靠山”是谁？

也只有毫无“根基”与“靠山”的人，才能“公正处理平江伯一案”，从而不出纰漏，不“节外生枝”，最终才能“掩人耳目”！

掩谁的耳目？

“根基”与“靠山”，亦即朝廷大臣！

以“怯懦惧战”之罪为由，将平江伯打入诏狱，却又不行坐实其“怯懦惧战”之实，更如履薄冰一般，避开朝廷大臣“耳目”，弘治皇帝此举，目的何在？

朝政！

绕开朝廷大臣的“朝政”，会是什么“朝政”？

不知道！

但能肯定的是，弘治皇帝欲行的“朝政”，在其颁布之前，是不愿让大臣们知道的。

纵观大明一朝，大臣们与皇帝之间，形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皇帝拿大臣们没办法，大臣们拿皇帝没办法。造成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便是大明的开国之君，朱元璋，他创建的文官制度非常完善，通过宰相们的集体共管，集体拟票，就是提出处理的建议性意见，然后皇帝朱批表示肯与不肯，既节约皇帝时间，又将决策权牢牢控制。

这在保证了皇权的同时，又扩大了大臣们的权力——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天下”！

弘治皇帝若欲行新政，确是要获得大臣们的“赞同与支持”。

他到底欲行怎样的“新政”？

不得而知，但他欲行的“新政”，应当，至少在目前，他是不愿让大臣们知道的。

怎样的“新政”，会是迫使弘治皇帝“不愿让大臣们知道”？

当是大臣们不怎么“愿意支持”的“新政”！

弘治皇帝并非庸君，所行的“新政”，也当不会是“乱七八糟，一同瞎搞”——那他所行的“新政”，应当就是有损大臣们的利益的！

而牟指挥使与保国公、平江伯，则又属于“不一样的大臣”——锦衣卫历来便是大明皇帝们手中的一把利刃，皇帝们的意志，便是锦衣卫的意志，锦衣卫的存在，便是以“只效忠于皇帝”为前提而存在的；保国公、平江伯则属于帝国勋贵群体的代表，大名的勋贵们，其利益也是与皇帝们绑在一起的，他们享有世袭的爵位，大明在他们便在，大明亡他们便亡。当然，皇帝所行的种种“新政”，也当不会去损害勋贵们的利益，倘若哪个皇帝突然想要取消勋贵们的种种特权与“世袭爵禄”，想来他们也是不会答应的。

而事实上，大明皇帝们所行的“新政”，也基本上没有有损害了勋贵们利益的“案列”！

是以，弘治皇帝的“新政”，毫无疑问，会得到这三人的“鼎力支持”——平江伯其人，甚至都愿“以身犯险”！

念及此处，王睿想起了牟指挥使突然下达的指示，他不禁心底一跳，暗地对弘治皇帝竖起了大拇指。

“平江伯‘同京中巨贾走得太近’，你二人将这事儿也‘一查到底’！”

这是牟指挥使的“指示”，亦即弘治皇帝的“意志”。

“一查到底”，会牵扯出多少朝廷大臣？

不可估量。

这些“同京中巨贾走得太近”被牵扯的大臣，都是——参与出海走私的！

朱元璋认为“倭寇起于市舶”，遂撤销宁波市舶司，实行“海禁”。可海禁越严，走私获利越丰，当商人们走私获利达数十倍之多，这就促使走私活动日益猖獗，不但大明沿海“普通人民群众积极踊跃的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