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八章 循序渐进的转变(3/4)

根据贵州安笼镇总兵蔡成贵奏:“广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义等，与贵州普安州捧鲊地方苗目阿久等历年互争歪染、乌舍、坝犁、鲁磉等寨一案，因土目自相仇杀，俱系外结”，要求朝廷下令黔粤两省抚臣委派大员审断。

于是，云贵总督鄂尔泰奉旨会同工部侍郎李绂、广西巡抚韩良辅议划贵州、广西疆界，提出: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滛虐，其地延袤千里，北境与南笼、普安相错，多争界仇杀事，岑映宸为逋逃薮，为患最深，请用兵擒治，将其地改土归流。

其时，泗城之者相、普安之者坎，皆有土目互争土地，岑映宸亦持强率众至者相，将攻者坎。

闻鄂尔泰将用兵其地，改土归流，乃乞改流存祀，被褫除世袭土官之职，安置浙江。

秋八月，从鄂尔泰等奏请，割广西泗城西隆之红水河以北地，设永丰州。

其地包括原西隆州之罗烦、册亨等四甲有半，原泗城之长坝、罗斛等共十六甲，“南北约三百里，东西经六七百里”，州治设在长坝。

升南笼厅为府，领永丰州。

又将原安顺府所隶的普安州及安南、普安二县，俱隶属安笼府管辖。

对普安州的捧鲊，为三江咽喉，“苗倮”要隘，设一营驻守。

另在路险岩危的白云屯、法岩、歪染等地，俱设汛防等，将黄草坝的左营游击、千总、把总各一人，兵三百人，俱移驻捧鲊。

这样，加强兵弁扼守，“不惟黔苗可控制，亦粤侬不敢起衅”。

至雍正六年(1728年)为正军田疆界一事，鄂尔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再次提及。

“查汉夷地方，多有互相掺杂，隔涉穹远者。”

“论田亦不独军田，论隔属亦不独楚省，论黔省之内亦不独镇远、施秉、玉屏、清溪，大抵鞭长不及，互相推诿，难于稽查者，所在皆是。”

“臣自奉就近归并之谕旨，已概行委员分路查勘，不论隔省府隔州隔县，通令查勘明确，就近改并，以归画一，庶几钱粮易于征输，奸究无逃匿，于地方极有裨益。”

这时已是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开拓“新疆”的时期，而继续勘察调整疆界，就近改并，事权划一，以利征输钱粮和维持地方治安，建立和巩固流官的直接统治，正是为完成改土归流的任务和目的。

贵州改土归流任务之三，则是“剿抚苗蛮”，开辟“苗疆”。

而这又正是贵州改土归流的重点。

鄂尔泰在奏疏中说:“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

“而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有三百余寨。”

“古州距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据，梗隔三省，遂成化外。”

“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

为了要打通“苗疆”，消除“梗隔”，剿抚苗蛮，以靖地方，在改流的步骤方法上，鄂尔泰主张“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

“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治夷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

上述可知:剿抚“苗蛮”，开辟“苗疆”，将所谓的化外之地，纳入中央王朝委派的流官统治;或委任外来征苗有功的军官，去担任所用武力开辟的苗疆“土官”，直接管辖当地人民，清查田土，以增租赋，打通交通，以靖地方，这才是贵州在雍正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的主要任务和内容。

也即是说:贵州的改土归流主要并不是废革土司，被废革的仅是一部份不法土司，在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并不彻底。

贵州改土归流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则是在血腥屠杀和讨伐镇压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基础上，将封建王朝压迫和剥削的枷锁，直接套向所谓“化外”之民的广大群众颈项，用武力开辟“苗疆”，直接设官建制，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轨道。

雍正年间，清朝统治者对贵州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