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六章 古代抽签做生意(2/3)

虽然这里面可以捣鬼，不过看这小孩年纪不大，而且一脸实诚，好像是刚做生意不久的样子，面色还有些生嫩，有些拘谨和不好意思，李小鱼就觉得他捣鬼的可能性应该不大，还是挺本分的。

当然，这么小的年纪本应该是在学堂里读书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跑来做生意，令人有些费解。

当然，在这个时代做生意其实也不丢人，商人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并不受歧视。

虽然有人说中国儒家传统有抑制商业的习惯，但这话其实不对，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

而且子贡因为经商有道，家累万金，富可敌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

孔子也从来没有因为子贡的商人身份而对他有任何歧视，恰恰相反，孔子还以“瑚琏”比喻子贡，认为子贡是国家社稷的大器、良器。

只不过到后来，后世的统治者出于独尊皇权之需，对商人有可能与国君分庭抗礼的潜在力量很是顾忌，所以历代王朝几乎都制订了抑商、辱商、贱商的政策与法律，但其实这一传统是来自法家的思想，将商人列入市籍，视同贱民。

如秦朝曾将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父母、祖父母为市籍的商人后代，配戍边，包括汉朝立国后，“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唐朝也“禁工商不得乘马”，“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两代也均有抑商或贱商之政。

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强烈的“重农抑商”情结，他建立明王朝之后，即严禁农人弃耕从商，商人外出经商，必须领取官府颁的路引，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贩被与仆役、倡优、贱民同列。

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农抑商”思想，他说，“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应当劝农抑商。

唯独此时的宋朝可能是一个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最低，当然，不是说全无歧视，但总的来说，商业环境最为宽松。

例如宋朝立国之初，就颁了一系列“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如太祖诏令：“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又如太宗诏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也就是细碎交易不得收税，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滞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禁令也被突破，“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

在宋朝一部分商法的制订过程中，商人还被政府邀为座上宾，参与修法。

北宋太宗朝，陈恕为三司使，相当于国家改委主任，他在制订茶法时，就邀请了茶商数十人协商讨论、“各条利害”。

当时的争论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业利益尽归商人，商人“取利太深”；官方的方案是国家专营茶叶，利归官府，商人“灭裂无取”。

最后朝廷采纳了折中的方案“公私皆济”，换言之，即朝廷吸收了商人的意见。

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不但给予商人表达利益的渠道，制订出来的法律也照顾了商人的利益，这在其他王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宋代也因此成了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说“全民皆商”或有些夸大，但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则是毫无疑问的。

像是宋人就非常有投资意识，比之现代社会都不遑多让，“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

所谓“舟舡往来兴贩”，是指长途贩运业，“解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