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御极二十六年,未见忠直如此人者。(1/2)
其实,丁应泰如此对待朝鲜,除了为了报复,也是为了反驳朝鲜,让他们帮不了杨镐求情。
况且,丁应泰弹劾朝鲜的奏疏,除了弹劾朝鲜君臣,让他们自顾不暇以外,其实也是在弹劾支持杨镐的参加援朝之役的大明文武。
因为丁应泰的奏疏说得明白,朝鲜与杨镐结合,欺骗皇帝朝廷,这明显戳中了当时在朝的万历帝的逆鳞。
毕竟,杨镐因为“再造之恩”,在朝鲜威望很重,手里也有一批私交不浅的援朝精兵悍将,而且他又和次辅张位联络密切,种种方面,都让杨镐逐渐变成万历帝猜疑的对象了。
虽然万历帝并非嫉贤妒能的皇帝,但少年时期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内外合作,却是成了他的心病。
现在,张位在内,杨镐在外,封疆大吏和宰辅的关系很近,这自然不是皇帝可以容忍的,首辅赵志皋正是看中这一点,才会在重新主事时,让他的门生丁应泰去朝鲜弹劾杨镐的。
因此,有了丁应泰的弹劾,万历皇帝自然抓住机会,要把杨镐和张位这一派的让他心中不安的人撤职,以求安定了,哪怕是他知道杨镐的能力,以及阵前换帅不妥。
好在,邢玠的能力也不俗,再加上明军援朝的多为精锐,再有丰臣秀吉于死于日本京都伏见城,日军无心恋战,这才没让援朝之役出现大乱子。
不过,杨镐撤职之事,也就此成了定论,即使有着朝鲜的陈情疏,以及不少参加援朝之役的文武求情,但万历皇帝完全按照丁应泰所奏,下旨处置杨镐,并由此牵连张位等人,让得被冷落的首辅赵志皋成功斗倒了权势一日千里的张位。
这一点,从朝鲜为他们自己上疏三次,万历皇帝对明朝历来重视的朝鲜小蕃的辨诬态度便可看出端倪。
彼时,因为丁应泰奏疏所提三点,朝鲜不得不一一辩解。
“一则曰诱倭入犯;一则曰愚弄天朝;一则曰招倭复地;一则曰交通倭贼。或以为结党杨锦朋欺天子;或以为刚愤求援,移祸天朝。”
首先针对丁应泰所谓“诱倭入犯”之罪,朝鲜疏文着重陈述朝鲜与日本交往之缘由及《海东纪略》一书的来历。
指出正统年间,申叔舟前往日本,此事当时朝鲜即上报明廷,“至于《海东纪略》则乃是陪臣申救舟的倭人所记其国风俗世系地图,遂因其本稿,附以小邦馆待倭奴事例,作为一册,名为《海东国记》。
“盖小邦与日本,声迹邈然,只是来则不拒,略为羁糜之计而已。至申叔舟往来之后,稍知其国事迹,因誉出一编以为异国奇闻”,因此,所谓“诱倭入犯”,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二,对于丁应泰所谓是否尊正朔的问题,乃是学习《春秋》之做法
“盖此书只因其国所记而添注,故其国偕称年号之下,分注天朝年号,以标日本偕称之某年为天朝建元之几年。如曰嘉吉元年即正统六年云者是也。大书者本记也,分书者添注也。如一即字,其意尤明。《春秋》因鲁史所作,故大书鲁元年,其下分注周平王几年,亦可因此而有疑于尊周之义乎”。
朝鲜以此,反驳丁应泰不能以《海东纪略》一书的年号表述方式指责朝鲜不尊正朔。
第三,对于所谓称祖称宗之事,朝鲜更称丁应泰这是“无知妄作之罪’。
“自三国以来,礼义名号慕仿中朝,多有侔拟。至我先臣康献王凡有干犯者,一切厘正,以至微细节目,亦未尝不谨,以为上下截然之分。传
之子孙守如金石。而独其称号,则自新罗、高丽,有此谬误。盖以臣民袭旧承讹,猥加尊称,相沿而不知改此实无知妄作之罪”。
因为朝鲜国王称祖称宗,乃是圈新罗以来,所沿袭的做法,并不是朝鲜朝才有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无知妄作”之罪。
朝鲜辩诬使对丁应泰的弹劾奏疏针锋相对,一一驳斥,并且对丁应泰之意图,大加质疑因为“督抚、按镇,殆尽一网,东征将士之专意主战者,皆被诋斥,且惧在事之幸完,务坏诸人之成绩”,实乃大谬不然也。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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