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章 差别(2/3)

安童和叶李都曾经重新细致地梳理了宋廷的做法，希望找出其中的原因，看看是否还遗漏掉什么重要关节，可他们却没有任何新的现。

安童和叶李在这件事上的短板就在于，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琼州得以实施的环境。

琼州是在景炎九年和景炎十年分别推行国债和宝行这两个举措的，而在此之前，某人实际上已于景炎四年实施了货币改制，其后在下辖之地中不断地投放货币，这就使得社会上有了相当多的余钱。

只有社会的人群中有了余钱，才能来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

同时琼州又授予前来流民以土地、且在景炎五年就开始实施粮食的“榷卖榷买”之政，于四、五年的时间里，使得除了官员之外的众多百姓，手中也有了一定的余钱。

人越多，越容易在某种引导下形成一种风气，使得整个政策得以顺利地实施。

事实上，国债和宝行之所以能在琼州顺利实施，主要是有宋军这个“急先锋”。因为从景炎四年年底他们开始抄掠东南，数年下来战利品的分配，再加上所谓的军功授田，以及军俸，军中不敢说人人是个富翁，却也能揣上几个小钱。

所以当初某人才会鼓动他们：“有闲钱就弄点，这不会吃亏。”

但是，一旦十几万的宋军积极参与进来，事情立刻就扩大了，因为他们牵涉到的，至少是十几万个家庭。从这些家庭再一传十、十传百，只要朝廷之后保证相关的信誉，有了第一次，第二次也想参与的人就会更多，因此，虽然宝行的进展并不能算是特别的显著，可国债的行真的是一茬接着一茬。

反观北元这里，它的货币行量原本就低于宋帝国远甚，社会上的余钱本就不多。而在蒙古人的盘剥下，众多食不果腹的百姓根本就没有参与的经济条件，仅仅依赖一些有钱的官员，相关的举措推行不下去，或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此外，宋、元双方经济上差异，南北富庶的不同，江南在商业上更繁荣、商人更多，都成为双方的同一个政策实施，出现极大效果不同的客观因素。

后世同样有学者认为：这个差异的存在，是导致宋、元双方，长达近百年争霸最终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身在北元的叶李，的确在很多情况下没有选择。因为作为一个“外来之人”，他既得罪不起身为国师的桑哥，更得罪不起蒙古人的安童，在许多事上只能左右逢源。但这也使得他对北元朝廷内部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如果能自由地选择，叶李一定会完全投到安童这一边。因为他早已认识到：在看似安童这个朝廷丞相被赋闲的背后，其实多半是忽必烈的一种保护。

忽必烈交给桑哥做的，都是一些“棘手”之事啊。

叶李看到了其中的危险，所以他已经在有意识地靠近安童。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心思更多地用到了安童这边。这也是他刚离开桑哥，就进安童的门献策的主要原因。

此时的叶李肯定没有想到，他给安童、桑哥所献之策，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杜浒的军情司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杜浒等人在以后能够大张旗鼓地于草原上收购皮革和羊毛。

他另一个不知道的事，就是安童的病，的确是“急”的，却不完全是因为“国债”和“宝行”的推行。

安童毕竟是北元的丞相，有些甚至是连桑哥也不知道的事，他是绝对能够知道的。

安童非常清楚，北元上一年在南方的战事，进行的很是不顺。伯颜竟然在灵璧城下受挫，被迫放弃宿州，退守彭城。

自此，形势忽然变得逆转，襄樊方面的张世杰所部宋军，开始大举向襄阳进攻。

而盘踞在重庆的宋军，尽管一直动作不大，却始终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哪里最令人可虑的，就是云南宋军的下一步动向。一旦他们也向川中进军，整个四川都将岌岌可危。

正是有鉴于此，安童在和忽必烈秘密商议后决定，借鉴蒙古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