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二七章 王叔文的思考(2/5)

学和官学一样，最低必须实施国民教育，而有条件的私学都会申请士民教育的资格，按学生的资质分班，优秀学生施以士民教育，普通学生施以国民教育。

阿瑞斯托勒在大唐学习四年，对这个帝国的教育有相当的见解，他认为大唐的士民教育是培育帝国各行业的栋梁和引领人才；而国民教育出来的优秀学子将是这个帝国的中间力量；接受国民教育出来的普通学子则是这个帝国庞大的基层力量，他们具备基本的国民素质，从小培养对帝国的忠诚、荣耀和责任，拥有知识和改变命运的进取心，比起没有接受国民教育的民众，他们更会学习思考，更有创造力。如果有上千万这样的国民，阿瑞斯托勒认为，大唐帝国厚积薄发的爆发力必定是举世骇然的。

但他又认为，大唐帝国的国民教育和他们克里特的公民教育相比，还是差了一些，唯有针对精英的士民教育可堪相比，但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是面向王国的全体公民，而不是少数人的精英教育，从这方面来说，大唐的士民教育又比不上公民教育。王太子内心中对于克里特持续一千六百年的公民教育相当骄傲。

王叔文笑呵呵说道：“两国教育，各有千秋。”他心里也在比较，

王叔文曾经做过文教司的郎官，对大唐的两种教育比使团其他官员都更清楚，对比思考也更深入。他认为大唐的士民教育不需要和克里特王国的公民教育做对比，帝国的精英教育不是一个王国的全民教育可比，首先培育的目的、对象就不同，没有了对比的基础，比较起来就无太大意义。

王叔文比较的，是大唐的国民教育。

大唐的国民教育也是面向大唐全体国民，这和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更有比较的意义。

但大唐的全体国民和所有百姓不是一回事，高宗皇帝的《国民诏》定义很清楚：

“国民，享有帝国庇护生存和发展之权利，同时承担帝国兴亡之责任……”

也即是说，国民是帝国优先保障生存和发展权利的百姓，军人、官吏、士人、学子、纳税的农工商户和其他从业者，这些都是国民。而不在帝国免税范围内又没有从事职业向帝国纳税的，就只是大唐籍百姓，而非国民。

国民享有更多的权利，相应的，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必须进行统一规范的教育，不能由民间的塾馆书院等乱教随性而教或只做“应科举”教育教出些不通世务不能干实事的书蠹。

这个“统一规范”就是礼部制定、政事堂审核颁布的《士民教育纲目》和《国民教育纲目》，所有官学私学都必须按照《纲目》规定的学级对应的科目课程进行教学，所有教材都是礼部统一编撰后由礼部、国子监、太学辖下的印书局印刷发行，确保教材的统一、准确和权威，不允许各书院各学派各经义大家教授自己诠释的教本。

这就是统一思想。

但跟大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统一思想和大汉武皇帝废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不同，《纲目》列的学科条目繁多，远不止经史子集，包含了诸子百家和理技百科，但每一本教材的内容，经史子集类的注解都必须是唯一的，《易经》只能是官方注解的易经，《论语》只能是官方注解的论语，诸如此类等等，其他注解版的经史子集都会列入“野本”，不禁私人阅读，但不允许在学堂教学，科举也不会采纳这些“野本”的注解。而不列入科举参考，就不会有学子关注，除了学者做学问对比研究外，这些注本不需几年就会消失于流通中，不论曾经多么出名，都会成为一堆故纸。

所以当年政事堂颁布《纲目》后，各家学派、各经义学家为了争夺纲目教材的编撰可谓打破了头，文史记曰“纲目争鸣”，这是第二次百家争鸣，但激烈程度、参与范围之广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百家争鸣……最终出来的教材是集百家之大成，去芜存菁，淘汰陈腐。

各学派也在这次百家争鸣中重新审视、诠释自己的经义，更多回归到经义创始人创建经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