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九章 繁乱(2/4)

魏晋以后，西北各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西域粟特胡商也活动频繁，同时带来东西间的文化交流。自北齐鲜卑化的贵族重新反对汉化，崇尚西胡文化，西胡粟特定居或封王开府者数不胜数，胡人的镶边圆领袍衫逐渐在中原上下流行开，从北魏之后的中原墓葬陶俑与佛教供养人形象中也可以看出，西胡装束的比例越来越大，最后甚至超越了鲜卑服和汉服的比例，如沈括所言“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

到了隋代，胡服已然完全融入中原，成为人们日常最常穿着的服饰。而同在此时，恰好形成了以圆领胡服为基础的官员常服制度，色彩等级的概念正是在其中得以体现，而没有触及同时存在的中原汉晋传统祭服、朝服颜色系统，与之并行。那么紫色在此时成为胡式常服的一等服色，似乎也不能排除会有受到传入西方观念影响的可能。

同时在中国，虽然紫色并不需要从昂贵的骨螺紫中获取，但染制也很不容易。

中国传统紫色染料基本只有紫草的根，制取复杂，其色素紫草醌难溶于水，并且不甚稳定，一次只能吸附少量色素，需要十数次反复染着，仅在丝绸上着色相对较易，而在平民化的麻、葛上较难染色，在技术上也适合成为高级颜色。先秦紫草染色多集中在齐国东部，这也是前文提到“齐桓公好紫”得以出现的基础。《管子》中还有一篇“纂茈（紫）之谋”：“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闻纂茈空。”山东的莱人所染的紫色丝绸一纯在周地可值十金，莱人便大量收购之贩至周地欲获取暴利。这也可见当时染紫并不是一件普及容易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晋绶带中，除了皇族、诸侯相国的各种赤黄（纁）绶和绿绶外，紫绶几乎是其余官员绶中最高者，也体现了紫色地位的不断上升。

自隋代定紫色为一等服色以来，在唐宋“紫”都是身份和尊贵的代名词，能够获取一身紫袍金带，是无数世人终生的追求，还形成了“借紫”、“赐紫”制度。有意思的是，到了明代，或许是因为“恶紫夺朱”与国姓“朱”冲突的关系，紫色的地位一落千丈，又被取消一等服色而代之以朱色。

宋以后紫色的染取技术逐渐提高和丰富化，宋初有“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的油紫色青紫套染法，到淳熙年间，又有一种“盖不先着青，而改绯为脚，用紫草少，诚可夺朱”的绯紫染法，才得以节省紫草的使用。又由于苏木从南海的大量输入，以苏木加青矾媒染，也成为紫色的新来源。

紫色之下的绯或朱、赤色，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正色、贵色、吉色，也是相对较难染制的颜色。早期染红多用茜草的根，加入明矾等媒染剂煮染后可得茜素染色。茜草适于丝绸染色，而在棉麻织物上效果不佳。而另一种传统颜料朱砂，也是较难着色的红色染料，难以推广。

汉代以来，多用红花的花瓣作为红色染料。

红花，或称红蓝，一般认为其起源中心在近东和埃及北部，西汉传入我国西北地区，东汉中原逐渐开始出现种植。红花含有黄色和红□□素，因为黄色染料的其他来源已经足够丰富，所以其中的水溶性黄色素多舍弃不用。红花采摘后经过初淘分离黄色素、复淘固着红花素、发酵，再曝干制成干红花或阴干成红花饼，才可进一步染色，在南北朝时期尚不属于一种很容易获取的染料。红花染出的绯红色比茜草染出的红更鲜亮动人，若与相对沉着朴素的青绿相比，的确也更加耀眼夺目，在北齐北周是很受六镇鲜卑欢迎的胡服色彩，如《周书》即有北族豪贵着绯绫袍的记载，《旧唐书》也称北齐“高氏诸帝，常服绯袍”。

于是绯色和紫色，这两种当时染制成本最高的颜色，也就成为最高级的两种服色。

不过，成为高级颜色的同时也刺激了更强烈的追求，早期尚有技术之局限，到了唐代，因为紫、朱色织物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