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给残酷换一个词(1/2)

七块钱是什么？

有人说能买包零食、坐段专车、买两把小菜。

可在虽然酒醉无状，但仍然细细将七块钱抹平收好的宋丽看来，他们不懂。

甚至在知乎上还有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存在一些那么在乎几块钱的人？”

不怪谁。

这个问题，不懂的，就是不懂。

在宋丽还是十多岁的时候，她不愿在那个穷得鸡都没有几只的老家度过一生，独自跑来在她眼里已是顶大的城市——山城。

山城的路是变态的，车马不畅。在以前很长的时间里，货物都只能靠人力来拉运，也就是俗称的棒棒。

没有文化没有手艺的宋丽当时年轻、能吃苦，便在老乡的介绍下当起了一个女棒棒。

力气毕竟不如男人，大米只能扛四十斤，饮料一次两大件，更多的时候是守在小五金市场给人家扛新买的杂物。

很多时候路并不远，但也许要上六楼，一趟只有几毛钱。

她住在市场边一栋拆规划拆迁了许多年，却始终没有被拆掉的危房里。

一楼是些做苦力的汉子，二楼零散住了七八个女人。有拾荒的老婆婆，也有在黑作坊做假猪耳的中年妇女。

有简易的电灯，两个共用的插座，没有热水、没有天然气。有些窗户连玻璃都没有，用泛黄的报纸糊住，一旦天冷下来，那阴湿的寒气就会钻入进来。

厕所是混用的，脏兮兮的厕所还兼着男人们的冲凉房。

女人洗澡则是去楼上露台一个临时搭建的小棚，必须自己提着热水上去。

水要很烫，否则很快便会变凉。

宋丽就这样和一群不起眼的人住在这画满了“拆”字的危楼里。

因为便宜。

对于他们来说，几块钱意味着几百斤的大米，意味着捡拾了一天的塑料瓶，意味着犹豫了很久还是宁愿走上十几里而舍不得的公交钱。

甚至意味着梦里的未来又多了一分浅浅的希望。

残酷吗？

也许可以换一个词语。

叫生活。

那时的宋丽以为生活就是这样了。

直到她遇见了一个男人。

男人很年轻，只比她大上两、三岁，也许是这样，毕竟她从没看过他的身份证。

相识是在危楼里，男人也是来做棒棒的。

可他脑筋活，与之对应的就是人懒了些，只做了两个月，在给宋丽说了许多新鲜故事之后，便消失在这个行当。

半年后，当他再出现在宋丽面前时，已是一身崭新的衣裳，手腕上还有一块手表。

他说自己在一家饭店打工，已经做到了领班。

他说，要带她走。

那年宋丽十八岁，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这段生活很甜。

男人宠着她，不让她出去做事，经常从饭店带回些味道很好的吃食。

他们还有了个宝宝，男孩，长得有些瘦弱，但是笑起来很可爱。

男人说瘦些不怕的，这孩子将来一定是要读很多书，做大事的人。

所以名字里要有个书字。

日子一天天过去。

宋丽不懂，时间久了，生活就会变淡。

她只是觉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过男人带回来的剩菜。

男人好像越来越忙，而她肚里的第二个孩子也越来越大。

最后她是在出租屋的厕所里产下的这个女婴，如果不是住在隔壁的姐姐提早下班，差点就会死掉。

宋丽抱着一个，牵着一个，满城找男人。

直到有一天晚上，她在一间亮着粉红色灯光的按摩店找到了男人。

男人指了指身边化着浓妆的女人，说这才是他的真爱。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总是在你放松警惕的时候，在你身后推上一把。

有的人爬起来，瘸着腿走下去。

有的人就摔死了。

宋丽就是摔死的那个。

她再也扛不动大米，只能如行尸走肉一般活着，开始化浓妆，有钱时也像以前男人那样喝酒，叼着烟在牌桌上熬夜。没钱时，通常就是连夜带着两个孩子收拾零碎行李搬家，躲避天天上门的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