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就是从网上抄来的帖子,分析的很透彻,建议看看(2/8)

尖了脑袋的。但实质的军事联盟却是“日置酒高会”，也就是公款吃喝。真正打的只有孙坚和曹操——也正是这两家，才各有“三国”其一的（刘备纳时候还是个县长）。从这一点来讲，曹操与那些人的比较，做事情要务实许多。或许袁绍还想玩“军事威慑”的把戏，但无论如何，其实他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还真达成了——董卓逃了！董卓逃是心虚，但他没忘了了挟持了小皇帝一起逃。这下“盟军”来了精神，自欺欺人的以为斗争已然胜利——本质是脸面捞足，实力未损，至于皇帝的安危，那“再议”吧。至于曹操，此刻大概也学到了点什么，因为大致我认为从荥阳回来这一刻开始，曹操再也不会将“天下为己任”说得那么冠冕了。

小皇帝被挟持到了长安，袁绍他们拿董卓没办法，却又想出个馊主意——立刘虞为帝。凭空捏造的东西实在没多少说服力，刘虞本人也不会答应，结果此事不了了之。其实我看袁绍非要立一个刘虞为皇帝的动机无非是便于自己控制，可惜此事实在信服度不高，但同时也看出：袁绍对于皇帝这面“旗帜”的作用是多少有点认识的。

对于袁绍对待“皇帝”这个问题上，袁绍也一直为后人诟病。认为这个是他“多谋少断”“见事慢”的一个证明。这里有些东西要说说，袁绍还是有几次的机会去“迎取”汉帝的，但最终这个事情没有搞成，这个是有内外因的。第一次是他的手下沮授提出的，但那时候袁绍和公孙瓒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说来袁绍的确分身乏术；第二次的机会比较好，正直李榷郭汜内讧正酣的时候，这个时候袁绍除了和黑山贼打，相对比较太平。但最后袁绍内部讨论下来的结果居然是“算了”。这个决定是让后人拿来证明袁绍无谋的主要证据之一，因为研究讨论的结果是那么的“弱智”：一、汉王朝已经苟延喘喘，病入膏肓，没必要扶持；二、有了皇帝麻烦，什么事情都要“请示”。当然一方面可以看出袁绍集团政治见识的普遍“低下”；另则有一些想法在袁绍集团内部来讲，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我认为，袁绍是有“大志的凡人”，认为汉朝没用了，所以袁家有取代之心（底线可以另起炉灶），可见其有大志；从实际使用效果看，皇帝在袁绍手里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不象在曹操手里，是为“雪中送炭”。因为袁绍本身所具有的身份立场，使得他不会和一些政治名流产生很深的矛盾，但曹瞒却一贯被“冠”以“阉孽”寒族，有了皇帝这面大旗，他曹瞒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启用这群“士族”分子，增加其本身的政治号召力。至于说“以令不臣”，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大家各据一方，凭实力说话，天下谁在乎谁有皇帝的“圣旨”？曹操可以拿圣旨来吓人，袁绍一样可以用“衣带诏”来反击（陈琳的檄文就是一证）。说这个“圣旨”在这方面有多大用，那是骗“迂人”的。看来皇帝这张牌天生是给曹操准备的。同时也看出，袁绍集团是早就构思自己“军阀自立”的政治目标（最早的恐怕是刘焉）。

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大致是在“反董联盟”的时候），有一次，袁绍问曹操（有点大哥问小弟的意味）“如果这次‘黄’了（反董），你有什么打算？”

曹操很谦虚地反问：“大哥你有什么打算？”

袁绍的回答（原话）是：“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曹操则回答：“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我不知道有人怎么凭此就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差距：一个胸怀天下（曹）；一个目光短浅（袁）。这个看法我十分讨厌，我认为就是：当时袁绍看问题说话比较实在，没有存心计；曹操则比较滑头；同时也应该了解，当时袁绍已为渤海太守，他将目标定在河北很现实，而曹操有心计，再说他的先天条件没有袁绍好，以后的很多事情也实在说不清楚。大致十年之后（官渡之前）我们再来看，袁绍已经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