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五三章 胆大包天（上）(2/3)

韩琦是有权调动河北地方军队，然而就是这个安抚使也让王安石拿掉了。

即便不拿掉，宋朝制度是层层掣肘，河北各个知州同样有掣肘权，如果有了诏书，并且征讨辽国，那么韩琦才有权调动各州军队。没有诏书，即便韩琦有这胆量，谁听从他的命令，将军队相向于京城？

因此王安石说的话根本不成立。

王安石大怒，天知道吕公著怎么说的，但确实是说了，贬官还不行，必须下狱追问。

陈升之便做老好人，说道：“如果这样，韩琦何以自安？”

王安石道：“公著诬韩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有没有因此废升之？”

陈升之傻眼了。

曾公亮也言其不便，贬就贬，最好不要牵连韩琦。赵顼一边听着大家在吵，一边在想，想了许久，终于想明白，韩琦不敢这么做。也正好让韩琦闭一闭嘴巴，便道：“既黜公著，明其言妄，则韩琦无不安之理，虽传闻于四方，又有何不便？”

司马光一看事情不妙，便说：“公著素来谨慎，不会说这样的话，大约或是孙觉曾上书，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之师以除君侧之恶意矣。恐怕皇上记错了吧。”

这是典型的丢车保帅。

而且这事儿也大条了，早晚会查到孙觉的上书。

但与孙觉上书不同，吕公著说这番话时，是赵顼于延和殿召重臣议事时，顺带着说了一句，并没有存档可查。因此司马光想混水摸鱼，将此事化解了。

有没有说呢。赵顼等大家散后就回想，不错，孙觉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孙觉只是打一个比喻。性质不恶劣，更没有指韩琦。

但不对，吕公著确实是说过，朕还想得。因此对几个宰执说：“吕公著与孙觉皆极青苗不便，云驳难韩琦非是。”

王安石没有冤枉。更不是空穴来风，吕公著确实是说了的。

这如王巨在高滔滔面前所说，言臣可以风闻言事，但得有风，不能颠倒黑白。北菹乱还殿之费百余万，一游宴之费十余万，却令大臣剥肤椎髓，掊敛百姓。

王安石就说了一句公道话，陛下即位。真没有缮及事外游宴，只修了太皇太后与皇太后两个宫殿。这是孝心，难道做错了吗？

还有，宋朝皇宫多是木质建筑，本身就得要时常翻修。

不过李常这个弹劾还能算过得去，尽管使宫中两个太后生气了，也贬了下去。

但吕公著这话却不当说的。

举甲，是小事吗，况且又沾到韩琦这个重臣。

赵顼能记着，司马光无辄了。至于吕公著自己呢，自王安石弹劾后，是不复对，也没有说未说过。也没有说说过，于是吕公著贬到广德军。

吕公著下江南，从东水门外坐船，许多人来送行，有人问，吕公著终于说了一句。韩琦事独孙觉曾言过，我未言。

终于表态了，因此很多人又上书说：“吕公著素来慎重，况且吕公著哥哥的女儿（指韩琦的儿子韩忠彦娶了吕公弼长女，吕氏死后，韩忠彦又娶了吕氏的妹妹），吕公著必然不会诬蔑韩琦。”

这也算是一种说法。

从吕公著的性格来看，他不会说出这种无厘头的话。

从家庭亲戚背景来看，吕公著更不会说出这句话。

是你皇上确实记错了，或者受王安石挑唆，产生了误导。在史上，哲宗即位，吕公著又上书自辨，说是时王安石方欲主行新法，怒议论不同，遂取舍人已撰词头，辄改修，添入数句，诬臣曾因对论及韩琦以言事不用，将有除君侧小人之谋。缘臣累次奏对，不曾语及韩琦一字，方欲因入辞自辨，时已过正衙，忽有旨放臣朝辞，令便赴任。

其实吕公著还算不错的，至少比吕诲、司马光、二程等人强。

但在这个自辨中，也做了小人之举。首先根本与词头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