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渐变(2/3)

可是，大部分人却是求利的，一个个年轻小贵族在听闻了潡水之战致师勇士被打成筛子后心态巨变；一个个年轻小贵族看着率先种植土豆酿酒、种植棉花售卖、种植靛草获利的先行者，眼睛都红了，什么礼制在利益面前实在是不值一提。

于是，在墨家没有管辖陶丘的情况下，陶丘这个商贾云集之地便自发地产生了诸多变革。

一亩地七斤的礼制地租，一天天的那些新奇商品，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小贵族们很容易地做出了选择：收回土地，租给在墨家那里学过经营稼穑的小商人，或者自己经营。

两千大亩的土地，原本租种给别人要有六十户人才行。而现在，铁器牛耕垄作的出现，根本用不到六十户人。

收回土地自己经营，半数以上的租种户无法生存，只能够去陶丘求活，或是被墨家的那些人装船，运送到泗上。

此时人口不足，荒地太多，铁器的出现也让原本很多不适合耕种的土地成为了沃土上田，又有墨家有组织地吸引人口开垦土地或是发展手工业，矛盾并不严重。

地广人稀之下有大量的荒地作为这场变革的宣泄口，有墨家远超时代的组织力完成宣泄，陶丘一带的变革就在这十几年内并没有流太多血就完成了。

这些小贵族们摇身一变，开始站在高处嘲笑那些仍旧守着“贵族精神礼制制度”的同类，越发富有。他们不是大贵族，礼制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远不足土地的产出收入。

投机、运作、赚钱、发财，成为宋地小贵族们每天都在讨论的事。原本租种给农夫的土地，变为了种植土豆酿酒的庄园；原本分散的土地收回，成为了轮作靛草棉花豆类的农场。

土地的变革，也为陶丘带来了更多的商品原材料，以及重要的自由劳动力。即便墨家不断把人装船送到泗上，陶丘依旧还有很多农夫不走，而是卖了土地去城市求活。

正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倚市门”，陶丘这座天下之中的商业城市，用一种畸形的方式完成了转型。

泗上的每一步发展、每一种新商品出现、每一次拓展了在楚越等蛮荒之民聚落的市场，陶丘这边便会多出更多的商人和雇工。

那些已经没有垄断暴利、被墨家放弃的手工业，迅速在陶丘发展起来。纺织业、染布业、造船业、木器业、制陶业这些年急速发展。

商人的力量越发膨胀，有钱却无势，因为身份的阻碍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于是开始想要自己的政治权利，认同墨家“人皆天帝之臣故而人人平等、人无分老幼贵贱有才即举”的理念。

如索卢参那样的人，或许看到了这背后平等隐藏的不平等，但社会的发展还没到那种地步，也很难一蹴而就，因而陶丘的发展处在一种上升起。

手工业者、小商人每日聚会，听墨家的讲学，带着一种市民阶层对平等的追求，成为了市民阶层的主力军。

大商人则忙着加入墨家牵头成立的一些作坊和特殊的“公司”，比如在潡水之战后墨家问越王要了许多的“习流”水师和造船工匠，那是十年前明确在条约中的，于是沿着泗水经淮河邗沟再到楚地、百越一带的商船每一次都获利丰富，已经有颇多大商人加入其中，利益相连。

海阳一带发展的制糖业、茶叶；泗上的冶铁、军火、玻璃、煤炭；宋地的粮食、棉花；北地来的马匹，本地的养殖种种这些，都让陶丘成为了一座充斥着金钱味道的城邑。

这种情况下，商人最恐慌的，就是没有“成法”，国君贵族可以剥夺他们的许多东西，他们需要掌握自己的力量，加上墨家的政策对他们更为有利，而且利益相连，他们自然选择墨家作为靠山。

宋国的君权本身就衰落，政变之后墨家在内部煽动，更是极力遏制了权力。

几次争取之后，商丘终于得以每年缴纳一定的赋税，换取了城市的半自治，成为和商丘国人一样的存在。<